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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唐岁月(八)——大学生活十记
来源: 故乡凤凰山  作者:  发表时间:2018-12-05 15:58:21

文/张效雄
  入学
 
  我是1978年3月5日到湘潭大学报到的。
 
  1977年12月,我们家兄妹三个参加高考,三个人都入了围,参加了体检。这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很震动的新闻。父母一时成了新闻人物。
 
  春节过后,我和妹妹的入学通知书到了,弟弟因分数不够高没有被录取。为了激励他参加78级的考试,父母决定由他送我到学校看看。
 
  幻想中的我们觉得,湘潭是一座美丽的城市,湘潭大学一定在湘江之滨,有着秀美的校园,宽敞的校舍,静谧的林荫道,蓝天白云下的学子们,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散步。
 
  我们在期待中踏上了求学之路。
 
  从汨罗到长沙,再转车去湘潭,花了两天时间。为了享受铁路半票的优惠,选择了铁路。我们在湘潭火车站等了很久,才有校车来接。来接车的老师和师兄很热情,于是就有了家的感觉。
 
  校车在城里转了很多圈,好久了还没有到目的地,反而径直往城外奔去。我们心里犯嘀咕,到底还有多远?
 
  下了主干公路,小车驶进了乡间公路,我们有些失望了。
 
  转了一个大弯,终于看见了一幢三层的楼房,红砖青瓦,在绿色的田野里显得很有气派。我们欢呼起来:“终于到了”。
 
  但校车再绕了个大弯,沿着一口大池塘继续前进,慢腾腾地在几幢破旧的矮小平房前停住。
 
  老师说:“这就是教学区”。
 
  大家心里透出一股凉气,接连“啊”了几声。
 
  下车就是黄泥路。刚下过雨,黄泥路潮潮的,把我的黄色胶鞋沾满了泥浆。
 
  我和弟弟扛着父母准备的三件行李:绿色的帆布箱子,铺盖卷儿和网兜装着的脸盆、热水瓶等物件朝北边的宿舍楼走去。
 
  到系里报到后,得到一个令我们十分吃惊的消息:原来我们填报志愿的“新闻报道”专业,已经改为了“汉语言文学”,满腔的热情顿时被冰块冷却到了零度,多年的记者梦成了泡影。扶着宿舍三楼走廊的栏杆,看着满目黄土,我失望地叹气,欲哭无泪。
 
  弟弟却说:“这里安静,好读书。我回去就加紧复习,争取考这所大学。”
 
  我摇摇头,心想,这里连图书实验室都没有,还能够说得上是重点大学吗?
 
  半年后,他的考试成绩很优秀,选择的是岳麓山下的风景秀丽的湖南大学。
 
  吃饭
 
  我收到湘大的入学通知书后,父亲很有感触地谈起了他的学校生活。父亲说,他记忆最深的,是经常肚子饿,一到下课就往食堂里跑,争先恐后地“抢”饭吃。我想,到了我们这个时代,不再会有如此的情景,因为我进大学时就是农场的正式干部了,每个月粮食指标45市斤怎么也吃不完,家里有大量的粮票,还愁饱不了肚子!
 
  进到湘大以后,我虽然没有父亲说的那样“饿”,但关于吃这个问题,也有很深的体会。
 
  湘大的食堂似乎比教室要建设得早一些。所谓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”、“民以食为天”,是很简单的道理。但湘大食堂的建设标准和厨艺水平不敢恭维。就说那早餐的馒头,怎么也没有发起来过,硬梆梆的,以至于一个同学把它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,悬以“绶带”,写上一行小字:“献给敬爱的某某校长”。这是高年级同学都忘记不了的典故。早餐的稀饭,是蒸汽冲出来的,饭粒和水怎么也无法交融。还有那什锦菜,酸酸的怎么也不好下咽。
 
  我们报到前,就餐在一个类似于工棚的食堂。它设在我们最早的棚户教学区那里,就是现在湘大出版社的位置。当时还有邮局等设施,6路车的终点站也在那里,熙熙攘攘的,就像一个农村的集镇。这个工棚一样的食堂后来成了教工食堂。我们进学校后,有了像样的食堂,很宽敞,可以做雨天上体育课的场地,也可以是上大课的教室,我们文科4个班级的龙8国际app历史课就是在这里上的。
 
  第一个学期就餐和以前上中学一样,8人一桌,饭票是标明了日期和餐次的。如果请假外出,必须提前销餐。学生向班级生活委员申报,到学校生活科登记,月底可以退钱和粮票。所以那个时候生活委员是很麻烦的差事,大多由年级大点的同学担任。到了第二个学期,学校实行就餐方式改革,把8人固定桌废了,改为使用饭菜表根据自己需要买饭菜。改革以后,还是由生活委员按月去领餐票发给大家,吃多少是多少。于是人手买一个饭碗和勺子随身带着。我喜欢用勺子这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,现在两口子还是各用各的勺子,筷子就成了公筷。
 
  许多同学将饭碗勺子随身带着,或装在书包里,或放在上课的抽屉里。有的同学嫌这不方便,从食堂到教学楼的路上,把碗勺放在楼梯边的格子里。这些五花八门、形形色色的碗勺,便是教学楼的一道风景。另外一景是,食堂窗口就餐前老是排着长队,每个人的手中拿着一本外语书在默读。这样景色,不晓得如今的大学校园还有没有。
 
  但也有很不愉快的事儿发生,那就是下课晚点到格子里取碗勺时,发现自己的吃饭家什不见了,不晓得是人家弄错了,还是有人图个方便顺手拿走了。湘大那时没有什么商店,急得我们临时找饭碗,好烦躁的。
 
  这样的事儿搞了几次,很烦了,我就干脆不到学生食堂吃饭了,宁愿跑到那个工棚似的教工食堂去。一来我是带工资上大学,到1978年3月我入学时,下放知青加当干部正好5年时间,原单位给36元工资外加2元5角粮差补贴,是很富裕的一族。二来教工食堂有放碗的柜子,少了些许麻烦。当然教工食堂的标准比学生食堂高,油水多一点,味道也好一点。但我们仍旧要排队,排队时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是,黑板上写的菜名,应该叫“黄瓜炒肉”还是“肉炒黄瓜”之类的问题,意思就是要区别黄瓜多一点还是肉多一点。可能是大学校园里有研究之风,什么都要量化,而且要细化。
 
  湘大的四年没有挨过饿,伙食不算坏。虽然那里早餐不怎么地,但午饭和晚饭好吃。湘大的大米饭养育了我们四年,现在想来还是香喷喷的。
 
  买书
 
  这是发生在1978年春天的一件小事,那时我刚从农场的田塍上走出来,迈入湘潭大学的校园。
 
  湖南春天里常有的怪天气,头一天晚上还是满天星月,第二天早晨却被大雨的"嘀哒"声唤醒了。
 
  我惦记着着同寝室的两位同学,他们几天前就约好了,要去市里买书。今天新华书店要发行一批新书,他们天一亮就出发排队去了。
 
  此刻,他们是站在书店里的柜台前,还是坐在公共汽车里呢?我惦记着他们,然而更渴望能早点读到久已盼望的新书,或者还是十多年前看过的名著。我很忧心,他们排队在第几号?千万不能象上次那样,轮到我时,书却卖光了。
 
  "嘀哒嘀哒"的雨声在不停地扑打我的耳鼓,我的心随着连绵不断的声音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回环。
 
  几天以前,在体育活动场地上,一位同学带来了十多年前出版的《古希腊神话故事》,十几个同学竟为抢先目睹而争了起来,差点没把书撕破。这样的情景,今天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是无法想象的。
 
  像这样的事又何止一次呢?记得那时,我常常摸摸被钢笔磨得生了厚茧的手指,多少年来,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悄悄地不知传抄过多少象《牛虻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这类书籍。
 
  多少年呀,渴望读书。我还记得,小时曾躲在爷爷家的小阁楼里,翻开叔叔和婶婶读过的一小箱教科书,一迷就是半天,一天,非要等着让奶奶七八遍呼唤才下来吃饭。
 
  雨下得更大了,雨点敲击着法国梧桐的阔叶,雨雾象一张漫无边际的大幕。我知道,在大幕的背后,有我们熟悉的山峦和湘江,此刻却被遮盖得严严实实。我恨不得撕开这张大幕,双手接过递进来的一大叠新书。
 
  我凝视着雨雾,想从雨丝的缝隙里寻找公共汽车的影子。我张开耳朵,捕捉汽车的喇叭声。好久好久,依然是一片宁静。
 
  "嘭嘭嘭嘭"一串毫无节奏的脚步声响来,我抬眼望去,雨雾里冲出来两个人,他们没有撑伞,腋下夹着一大卷东西,用衣服紧紧裹着,湿漉漉的大路上刚留下了他们的脚印,马上就被大雨冲走了。
 
  "呵,终于回来了。"他们走到跟前,我才看清楚。这两人的模样变了:红扑扑的腮帮上雨水一串串往下淌,亮晶晶的眼珠被额前的长发遮了一半。我从他们的腋下接过大包,急切地问:"下雨天,怎么不搭公共汽车?"
 
  "排队买书的人太多了,等我们买好书,公共汽车早开走了。"这郊外的大学,挤上一趟汽车确实不容易呵。
 
  这该死的天,好几里路,一路跑步,精神上的饥渴给了他们勇气和力量。我小心翼翼地展开裹书的衣服,大本小本的新书没有浸一点雨水,一面只有点微微发潮。我知道,这一定是他们的汗水浸润的。
 
 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,那春雨潇潇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那是一个多么充满生气,充满憧憬,充满力量的翻天覆地岁月呵。
 
  补课
 
  我们的大学生活赶上了好时代。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前期,是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岁月,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文化、科学、知识。
 
  那个时候的大学很没有目前这么浓烈的铜臭味,品位和成就是那个时代追求的时尚。
 
  学校安排补课就是一例。我的师兄任秀江说过,他是学化工机械的,学校安排了部分优秀的学生补习数学,我则是英语补课的参加者。
 
  学校安排补课,完全是为了培养人才。老师补课也不要加收费用,他们很乐意,花的功夫比正常上课还要多,老师很高兴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愿意学习的学生。
 
  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,学校教务处的薛老师,也就是历史系讲课很出色的李广一老师的夫人。她将77级一些英语成绩好点的学生组织起来,成立了一个英语提高班。上课的是一个美国女老师。主要是培训口语。过了半年,薛老师,又把78级的一些同学找来,继续扩大了这个提高班,教授的老师,是一个英国来的女老师,叫伊利莎白,后来是外语系的罗英豪老师。我们这个班没有文理工科之分,主要是学语言。外国老师用的他们带来的教材,罗老师教的是许国璋教授主编的教材和当时很流行的《基础英语》。
 
  我们连续上了3个学期。我一直是负责联络文科学生的文科班长。理工科班,开始是77级电子物理专业的田裕人,一个很杰出的外科医生的儿子,他的母亲后来我也很熟悉,是卫生厅副厅长。后来接任的理工科班长是大名鼎鼎的袁亚湘,77级计算数学专业,做过龙8国际app科学院数学院的副院长,早就是院士了,他一直是湘大以为骄傲的代表。
 
 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特别认真。上午的专业课本来很紧张,每周要补两个下午的英语课。虽然是自愿参加,但谁也不想拉下,每堂课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的。因为全部是用英语教学,学起来也挺吃力的,不过大家总是抢着回答问题,老师教的劲头也挺大。记得我们的英语考试并不是在自己的班级,而是提高班的同学一起考。我们的绝对分数虽然比在自己班级低一点,但含金量高的多。
 
  其实功夫并不在课内。从我们进入提高班以后,这些同学很自然地就汇在一起,记得最多的时候是每天晚餐后,一群提高班的同学到后山散步,大家聊天时坚持用英语,渐渐地,大家觉得水平提高了,兴趣也更浓了。这种“聚会”一直坚持到四年级作毕业论文的前夕。那真是一段难忘的黄金岁月。
 
  洗浴
 
  刚进湘大的时候,似乎没有浴室,洗浴就在卫生间里。不记得是哪个学期建立了浴室,在食堂的北边。这个食堂是我们经常上大课和雨雪天上体育课的地方。
 
  夏天和春秋季节,男生是懒得去浴室的。那里热烘烘的,几乎每个人都吼着嗓子在那里比歌,跑调的太多,听起来怪怪的。
 
  黄土地上,阳光很充足。勤快点的同学在去上课之前,用铁皮桶子盛满水,放到楼梯间的一侧,等到晚饭以后,这水就被晒成了热水,提到卫生间里可以痛痛快快洗个澡。这就是我们早年的太阳能热水器。
 
  湘大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。
 
  前几天有同学说,平生几十年,就是在那里穿过棉裤。1979年的冬天,某夜,室外已经冰冻,北风忽忽地响。我们寝室12个人都已经钻进了被窝。有个同学突然发宝,他对其他同学挑战:谁敢去洗冷水浴?沉默了许久,没有人答话。外面的北风还在敲打着窗户,室内透着寒气。有一个同学从上铺跳了下来。很快,又有3个同学相继从床上跳下来。我就是这4个人中的一个。我们无声无息地拎着铁皮桶向卫生间走去。
 
  卫生间的窗户没有玻璃,也没有用报纸或塑料纸糊上。那温度绝对在一二度之间,或许是零度。大家倒满水,大喝一声,将凉水从头至脚倒去。然后唱歌,跳跃,擦背、跺脚,等等等等。
 
  好在湘大的自来水是井水,并不是透心的凉。几分钟后,4个人擦干身体,悄然返回寝室,钻进被窝。没有欢呼,没有赞扬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
 
  这4个同寝室的同学是:谢光球、袁铁坚、杨俊武和我。四个不怕冷的汉子,不是要强,完全是为了回应那句挑战的话语。
 
  从第二天早晨起,我就开始每天一课的冷水浴。我此后坚持了若干年洗冷水浴。毕业了,分配到省级单位,条件变优越了,人的挑战性早就没有了。现在家里24小时有热水供应,冷水浴成了遥远的回忆。
 
  纳凉
 
  早年的湘大只有几栋楼房,建在光秃秃的黄土坡上。
 
  校园很广阔,有很多个山山岭岭,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,只有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撒落在贫瘠的山坡上。风儿从黄土坡上吹过,无遮无掩,可以直接进入没一个房间。冬天是刺骨的寒风,夏天是火辣辣的南风。
 
  湘大的冬天很冷,夏天很热。
 
  冬天可以躲在被窝里,夏天却没有地方躲。
 
  12个人一间宿舍,臭烘烘的,走到门口就有一股热气直往外冲,真有点望而生畏的意味。
 
  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,更没有空调,教室里是很难呆的。上课没有办法,只能熬。下了课,大家就往少有的几棵树荫底下去。这些树,绝大部分是我们到来后新栽的,只有一方小小的荫处。好在原野空旷,有点风。白天就这么抵挡过去了。
 
  晚上怎么办?那些“耐温将军”可以硬撑。我们一帮男子汉实在耐不住,于是选择教学楼房顶作宿舍。每人卷一张席子,爬到楼顶,也顾不得什么自习,天南海北地瞎侃,直至夜深人静才酣然入睡,鼾声里透着舒坦。那时候年轻,经历过下放5年,也就是苦当甜也,不亦乐乎。
 
  毕业前的暑假,我准备考研究生,可能是太用功,以致病了一场,不得不到校医院住院。恰好是炎炎夏日,安排的病房又是西边的小屋,上午没有太阳,抓紧打吊针,很快就混过去了。下午可就麻烦了,西下的太阳残酷得很,晒得人头昏脑胀。于是从两点开始,我就提着小桶直往墙壁上浇水,看一会儿书,浇一会儿水,周而复始,乐此不疲,权当锻炼身体罢了。及至深夜,天也凉了,我也累了,才迷迷糊糊睡下。
 
  壁报
 
  七七级的同学,没有一个人不知道“潘晓”。
 
  潘晓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。她的影响在于一场波及全国知识界,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讨论。
 
  刚刚进入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,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。关于潘晓观点的讨论,主要是围绕人生观来进行的,在青年人,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,引起强烈反响。当时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本来就不多,《龙8国际app青年》一时成为抢手货,颇有洛阳纸贵的意味。
 
  当时的湘潭大学,就有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读书会,最活跃的是壁报、学生杂志和诗歌朗诵会一类的活动,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壁报。潘晓自然也成了主要论题。有支持的,也有反对的。至于潘晓是谁,大家并不在乎,她只不过是时代代名词罢了。
 
  哲学班是全校思想最活跃的,他们举办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题讨论会,邀请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守昌老师到会指导,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同学参加。
 
  我们班级团支部办了一期壁报,就是在当时叫“西一栋”的学生宿舍墙壁上。我是团支部负责人,带头写了一篇杂文,讲五四民主思想的,现在看来,那是很肤浅的。也有别的同学关于对潘晓观点评论的文章,很有思辨色彩。同寝室的王鲁湘同学,当时就很有绘画天分,他从一本杂志上表现张志新的画里得到启发,在壁报的显要位置画了一幅《猛士》,展示的是一位伟大女性在骑马奋进。这幅画很有震撼力,许多同学拍手称好。但因为画中的人物是半裸着上身的,也招来一些非议。不记得这幅画是被覆盖了,还是被撕掉了。但这个猛士还是久久地留在了我们那一代湘大人的心中了。
 
  那个时代真是充满激情,充满活力的年代。没有世外桃源中人,大家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文科的同学表现得外向一点,理工科的同学表现的方式则有所不同,但每个人的心里全都揣着一团火。
 
 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,就像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前辈一样。现在,我们也只好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,感叹一代不如一代。但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,很难以前辈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 
  但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,那个年代,真是值得回味,值得记忆的年代。没有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革运动,社会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。
 
  实习
 
  记得是1979年的初夏,大概是初夏季节。我和几个同学到平江县的黄金洞公社实习。
 
  指导实习的,是刚从东北财经学院调来湘大中文系的向亚良老师。他的老家在平江县向家公社,对那里很熟悉,帮我们联系了平江起义纪念馆、县文物工作站和黄金洞公社。
 
  平江和汨罗两县相邻,我顺便回了一趟汨罗江农场的家,小住两天后,坐汽车赶往平江县城。那时候路况不好,跑长途的车也不好,在一个十字路口抛锚了,停在路边修车。我正在路边愁眉不展时,从长沙方向开来一辆客车,车上的师傅下来帮忙修车。客车下来休息的旅客中,竟然有我们一个实习小组的徐炼同学,好不高兴。
 
  几个同学在县城汇合,住了两天,去了档案馆、纪念馆等好几个单位,于是结伴前往黄金洞公社去。
 
  “黄金洞”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,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。对我这个湖区长大的青年人来说,那里是一片异样的天地,满眼是丛山峻岭,树木参天,好不神奇。弯弯的山道,出奇地险峻,女同学们乘车时不敢超窗外看上一眼。那满山遍野的野菊花,又使得大家欢呼雀跃。山区的天特别地蓝,树叶特别地绿,迎面吹来的风闻起来就有一股香味,我们恨不得抓一把藏在口袋里,悄悄地带回学校给其他同学分享。
 
  黄金洞公社社部在一个小山沟里,一条小河涓涓流过,把河两岸的的高山倒映在河水里,更显出万般色彩。黄金洞的傍晚很是迷人。在袅袅的炊烟中,我们几个男同学迎着晚霞朝小河扑去,那水,清澈得可以数清溪水中每一颗鹅卵石。静静地躺在溪水了,可以把纷乱的思绪清洗涤荡得清清白白。我们亲近着这里的山和水,与树木野草融合而为一体,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哦。
 
  那个时候,王鲁湘同学和胥继红同学正在恋爱。他们是一对读书的伴侣,每日在小河边静静地读书,享受着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境界。我和徐炼同学则闲不住,步行10几里地,寻找到一个叫“界板洞”的深山老林。那里曾经是湘鄂赣省苏维埃的机关,留有不少革命文物。我们一处一处地寻找,一处比一处让人激动。在万绿丛中的一座小屋里,我们找到一个叫庞连生的老赤卫队员,听他讲述了许多当年的故事,听他唱了好多首红军的歌谣,还品尝了山区风味的腊肉。临走时我们依依不舍,老人挥手告别的情景,至今如在眼前一般。
 
  回学校后,我把收集来的革命歌谣整理了几首,寄给了湖南日报编辑部,总名为《红色歌谣》,作者署名是:“庞连生唱张效雄整理”。很快,报社就把这些歌谣发表了。我还采写了一篇通讯《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平江界板洞》,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录音通讯,在那年暑假播出了。我们在家乡的院子里听着这篇录音通讯,很让我和家人激动了一番。。
 
  这次实习的成果很丰富。除了上面两个作品外,我还写出了散文《山花》,被中文系的老师李力推荐给湖北十堰的《东风》杂志发表。我还写了散文《清泉》,发表在《湘潭日报》上。
 
  可以说,我记者生涯作家生涯,就是从这个大山里开始迈出第一步的。
 
  老师
 
  湘大众多的老师中,有两个永生不能忘记的人物,就是图书馆的姜戈和邓琼芳两个老师。姜戈老师与我同乡,是我父亲教小学时的学生。他后来在武汉大学、北京大学学习,毕业以后到中科院工作了很多年,从西安天文台调来湘大。他们夫妻俩对我十分热情,视同子侄对待。在湘大,他们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,我学习用英文打字机打字,就是在他们家学会的。每逢节日,他们总要请我去吃饭。后来我把许进超也带上了,因为都是老乡。从他们住在农民家开始,到后来搬到东坡村,四年里一如既往。姜奶奶的厨艺很好,每次都能使我们大饱口福。那时我们也不懂事,进门什么礼物也不带,张口就吃。现在想来,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姜老师对我们完全是一片诚心,用他的话说,“你们有出息了,我也就光彩了”。许进超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,不晓得我这个学生是否让他觉得有些光彩。
 
  不晓得现在湘大的师生关系如何。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水乳交融的关系。学生有个什么病痛,好几个老师都会过来询问,带你去找医生。学生有个什么情绪,也会有老师来找你谈心,帮助你出出主意。老师家里需要干些体力活,学生们会很自愿地去做,顺便还可以蹭上一顿。
 
  我总是说,湘大那个时候的老师是龙8国际app最伟大的老师。可以和他们相比的,只有抗战时西南联大的老师们。湘大创建初期,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怀着一腔热血奔这里来的。这些老师从遥远的南国北疆汇集到湘潭这个贫瘠之地,期望的就是能够参与这片处女地的开垦。那时候很多老师住在农民的家里,点着煤油灯备课批改作业,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有什么怨言。
 
  (湘大77级几个汨罗老乡,1980年)
 
  教我们班和哲学班公共英语的朱寄生老师,当时就有五十多岁了,夫妻俩借住在农民的家里,每天到新建的教学楼讲课,要走好几里田间小路,不论晴天还是雨天,总是穿着一双瓦口套鞋。别看他打扮很不入时,但讲课十分认真,语言幽默,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记得有一次,朱老师约我到他的农舍去。进到屋里,房子很暗,白天看书都要点着煤油灯。我想他一个高度近视眼,那是多么的艰难。如此的生活和工作环境,实在与大学老师极不相称。他却笑呵呵地对我说,学校要加强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,计划找几个文学基础好英语也好的学生重点培养,以后留校做教师。他向学校推荐了我这个自认为很得意的门生。看他那神情,很是认真,给我描绘了一副人生成长的蓝图。但我那个时候心气很高,不想像老师那样甘于清贫,于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。我离开他那个农舍时,朱老师一脸的失望和无奈,那神色一直印在我的记忆之中。毕业那么多年,我感到辜负了朱老师的期望,内心充满了内疚,再也无颜去拜见老师。
 
  文革后进入大学的新三届同学们,现在大部分进入了天命之年,已经有一些步入了退休干部的行列。中文系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,姜书阁、羊春秋、彭燕郊等等等等影响过我们一辈子的大家们,当年正是壮年,如今已经驾鹤西去。在世的一些老师,也大都是垂暮之年。在我们的心中,他们依然是那样年轻潇洒,那样风华正茂,那样侃侃而谈。他们在田埂上匆匆走过的身影,在同学们的脑际里永远不会褪色。
 
  看球
 
  又要看世界杯了,自然地想起在湘大看女排球赛的情景。
 
  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到家庭,只有少数院系和办公楼有电视机。
 
  我最早看电视,是在校办公楼看的花鼓戏《刘海戏金蟾》。1978年下半年,我们还在读一年级。那电视机是彩色的,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享受。
 
  办公楼里的电视不是常常可以去看的。
 
  到了周末,我们就跑到蓄电池厂的办公楼前去看,那里的工作人员很热心,把电视机摆到楼前的地坪里,来看电视的大部分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
 
  还记得1979年元旦前夜直播的电视晚会,是在老教学区的一间大教室看的。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就是那个晚上的新闻联播公布的。接着就是看电视晚会。同学们站着、坐着、趴在窗户边上,屋子里全部是人。好在时值隆冬,不觉得冷。节目很精彩,笑声一次接着一次,那光景是现在农民工的现场也看不到的。
 
  后来条件改善了,中文系(当时还叫文学系,外语系没有分出去)由于要看文献片和观摩片的需要,给学生们配了一个大电视。我有幸管理过一段时间这个电视机,在阶梯教室中间那个小屋里,一般每周只开2次。
 
  到了看女排比赛的时候,电视机多起来了,因为大家都爱看,管理电视机的同学干脆把机子搬到宿舍区的地坪里,晚饭后就有拿着书、搬着凳子在那里占座位的同学,读书看球两不误。
 
  看电视的时候,总是笑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。球赛好像在湘大打主场,女排的姑娘们就是我们湘大的同学一般,大家的情绪跟着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一起跳动。更有一些人的热情里包涵着一种强烈的情绪,女排的胜利就是我们这个祖国的胜利,是国家强盛的表现。欢呼的跳跃的同学太多了,唱戏吹铜号的同学也有,那高兴劲儿没法说了。更有兴奋的同学敲饭碗脸盆,还有从楼上往楼下掷热水瓶的。那热情,80后90后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。
 
  那段时间,大家的血是热的、沸腾的。如果谁不谈女排,似乎就是没有血性的青年。
 
  10年后,我们看电视的机会多了,或许是龙8国际app足球太令人失望了,球迷们早就没有了血性,大学校园里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风景线了。看世界杯人们,带着旁观的眼光,或躺在床上评头品足,或在茶楼酒馆嬉笑怒骂,遥远的欧洲或南美,与龙8国际app人实在是太没有关系了。
 
  我们渴望回到那个年代,渴望找回当年的血性和热情。但那永远只是一种愿望。不晓得我该说现在这个年代,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。
 
  我无语了。
 
  跋
 
  很多年以前,我就想写一本与童年有关的书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这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。
 
  写完我的长篇小说《风起》,我想好好休息一下,便把既往的一些散落的文稿汇集拢来,于是就有了这本记录时代浪花的小册子。
 
  我们那一代人,生长于一个特殊的年代,我们伴随着文革十年,从童年走向了青年。那个年代,有人说如火如荼,有人说暗无天日,站在不同的立场,对社会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从六岁到十六岁,其中有四清运动,也有文革时期,经历了风风雨雨,从不懂事到懂事,几乎是一段荒唐的岁月。我不想用政治的眼光去评判这十年,而是要真实写下我的经历,我的感想,我的快乐,我的痛苦。从21岁多到25岁,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精彩的岁月,我经历了大变革时代的洗礼,完成了一个知识青年向知识分子过度的黄金时期。我写下这些文字,既是时代的记录,也是我个人的生活画卷。
 
  历史不能复制,但历史可以原原本本记录下来。不用夸饰,不用遮掩,浮光掠影的那些片段,常常会令人回味无穷。
 
  我记录的就是这些真实,这些朴素的荒唐。
 
  2015年4月30日于长沙蓉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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